長期專注公共衛生研究，我經常在思考創新政策對醫療環境的影響；也了解到台灣因為受限於中共打壓的外交窘境，在最新醫療資訊與國際合作上處處碰壁。因此，我自十幾年前積極投入衛生行政工作，並長期推動台灣加入WHO，期望能從根解決問題。

1987年，當我到全球第一個發現愛滋病的美國UCLA大學攻讀博士學位，親眼見證愛滋病蔓延的快速與嚴重性，並以B型肝炎及愛滋病的關係做我的博士論文，回到台灣後即在性病防治中心開設專門愛滋病門診；並在台大公共衛生研究所開設『愛滋病-公共衛生的挑戰』課程，積極投入防治愛滋病工作，在2005年成立台灣紅絲帶基金會，不斷提醒毒癮及愛滋結合的可怕，協助「減害計畫」在台南縣做出成果後，提報給中央並敦促中央全面推動。所幸兩年來在行政院支持下，困難逐漸克服、成果陸續展現，2006年台灣愛滋感染通報人數終於25年來首度下降，由2005年的3392降至2942，比預期少4000人，減少的感染人數（約通報的兩倍以上）估計高達8000人，等於節省了1120億新台幣的社會成本。

防治愛滋病的經驗更讓我了解到政府許多事務是需要專業提醒與建言，尤其在全球化浪潮下，疫情傳播已跨越國界，許多國際合作方案推陳出新，但我們負擔已重的行政體系卻不見得還有時間去迎接這些新的變化。

這次發起「台灣疫苗推動協會(TIVS)」組織，就是因為看到WHO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在2005年擬定「全球疫苗接種願景與策略」 (Global Immunization Vision and Strategy, GIVS)，目前全球已經有四十多個國家據此發展全國性長期計畫，並將疫苗發展列為醫療政策改革重要的一環，但台灣因非世界衛生組織(WHO)會員國，在這項計畫的銜接與訊息溝通上，顯得遲緩無力。

GIVS計畫有許多創新處，例如2007 年2月，加拿大、義大利、挪威、俄國、英國和比爾蓋茲基金會，宣佈將捐出美金十五億啟動第一波「拓展服務承諾」計畫，針對每年奪走百萬兒童性命的肺炎鏈球菌，採購肺炎鏈球菌疫苗資助貧窮國家，預估在2030年前將挽救超過540萬名兒童的生命。

在全球疫苗政策發展進入新里程碑之際，台灣不能自外於潮流，我們應根據GIVS計畫綱領，重新評估台灣新疫苗的引進時間表、疫苗政策與健保制度的結合等，讓台灣疫苗政策能與國際接軌。